（江山、常魁星、金梅）“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场不期而遇的暴雪飘落京城，北京红妆素裹分外妖娆。在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2023年12月15日，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系列活动第十八场——毛泽东党建思想概述与反腐倡廉实践论坛在北京王府井西侧华龙街上的毛小青美食城举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元慎、周恩来总理侄女周秉宜、毛主席警卫马全发、刘思齐女儿杨东梅、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党政机关退休干部、革命后代等参加活动。此次活动的主办单位是中红网-中国红色文化旅游网、北京百年风云文化艺术中心，协办单位是毛泽东思想旗帜网、乌有之乡网、民族复兴网、橘子洲头网、红旗网、主人公网、东博书院、中国行为法学会廉政法治研究院、《警察与法治》理事会、北京国典香竹书画院，承办单位是安徽联函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中开嘉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在朱德六十岁生日时，毛主席亲笔题词写下了“人民的光荣”五个大字。
朱德元帅给毛主席的题字
为了对本次纪念活动表示支持，朱德元帅孙女朱新华寄来爷爷当年给毛主席的题字：“泽东同志，今天是你的七十大寿，敬写了十二首诗，祝你长寿。此致敬礼！朱德 1963年12月26日”；“七十年间路线正，领导四次大革命。七亿人民歌解放，普天之下同欢庆。”毛主席侄女毛小青寄来题字：“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张云逸大将孙子张晓建寄来题字：“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30周年：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证明，毛主席和那一代的共产党人的丰功伟绩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永远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参加活动的嘉宾有：周恩来总理侄女周秉宜，毛主席警卫、原中央警卫部队一中队指导员马全发，毛主席长子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的女儿杨东梅，毛主席卫士长李银桥的亲属韩兰格、李元龙，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书记李永海，《中华纵横》杂志社副社长张少秋，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元慎，中红网总编辑、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系列活动组委会名誉主任江山，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系列活动组委会主任吴昌成，爱国工程研究院副院长陈玉海，中华传统文化传播者王青山，浙江省嘉兴市越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嘉兴市文化产业协会文创组长陈旭刚，原北京雕刻厂著名雕刻家徐春河，安徽联函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晗、主任朱红玲，中开嘉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牛庆春，中开嘉华公司高级顾问、中国建设传媒网总编辑常魁星，安徽华佗研究院合肥分院院长王辉，北京大学书法教授胡斌，安徽灵璧县优级馗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马芳、总经理李跃，北京通州书法家协会理事雷民全，北京天宝和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经理徐兆民，北京市原财政局副处长王槿，北京文源通汇图书有限公司经理徐文，江西丰城剑光街道文明实践员聂寒露，通州区老年协会秘书长、春晓心理社会工作事务所所长史英，北京体育健身指导师郝淑伟，盈科律师事务所乔卫红，中国服装贸易协会主任李玲睿，中国行为法学会廉政法治研究院秘书长、《警察与法治》理事会执行理事长、北京国典香竹书画院院长王书波，北京长佑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典香竹书画院办公室主任时子轩，书画家王继民、翟心、张慧斌、郝进锋，以及冯盛红、霍金梅、唐智慧等。
王元慎副会长作了题为“毛泽东党建思想概述与反腐倡廉实践”的主题演讲，李永海、王青山、刘晗、牛庆春、陈旭刚、王继民、张慧斌等在会上作了发言。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元慎演讲的题目是《毛泽东党建思想概述与反腐倡廉实践》。他从八个方面对毛泽东思想与反腐倡廉实践进行了阐述。
他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有“三大法宝”，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的核心是党的建设。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赢得革命的胜利，基本地是依靠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因此，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的先进性，发挥党的先进作用，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党的建设包括党的思想建设、党的政治建设、党的作风建设、党的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党的制度建设、党的纪律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人民“站起来”，团结全党，作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在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毛泽东的党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精华。
毛泽东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近现代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是毛泽东党建思想产生的浓厚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毛泽东建党思想最主要的理论来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深厚的民族根基。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之际，学习、研究、归纳与阐述毛泽东党建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精神实质，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党的思想建设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出的理论概括，也是他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
王元慎向杨东梅赠送书法作品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并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伟大任务。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
1941年5月，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说：“‘实是’，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运用于中国实际，并赋予本民族的特色，这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
1945年党的七大上，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到确立。我们党依靠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经过四年解放战争，终于夺取了全国胜利。
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制定和形成指导实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目前，中央党校的牌匾就是实事求是。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有四块石板，石板上“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刚劲有力。这是毛泽东在1943年为新落成的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亲笔所题。
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到党的思想路线时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在党的思想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赋予道德以新的内涵。社会主义新道德，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毛泽东提出加强党员思想道德修养，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
毛泽东还确立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原则。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
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立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上的，大大超越中国古代群体意识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对这一思想躬行践履，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统一，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二、党的政治建设
党的政治建设，包括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政治策略的制定、坚持、落实和完善等。
保证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加强党内政治建设的显著标志。党的七大最终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形成成熟稳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是政治建设的最大成果。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鲜明特色是抓关键少数，管绝大多数。首先，党创办了30多所干部学校，形成了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整体推进的格局，培养了一批对党忠诚，信仰坚定的干部队伍。抓高级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哲学上讲就是牵住了“牛鼻子”，达到管绝大多数的目的。第二，在领导干部中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根本所在。在延安时期，领导干部关心群众疾苦，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党群、干群关系。第三，领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毛泽东每月仅有5元菜金，给客人管饭要从他的伙食标准中扣除，因此有“来贼不怕来客怕”的说法。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曾写诗称赞朱德：“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严字当头。
一是坚持制度从严。针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王明的宗派主义以及其他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另设中原局和南方局，把“四个服从”列为民主集中制的主要内容，强调在言论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原则。
二是坚持从严执行。1941年，出台了边区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黄克功因谈恋爱未成功，杀害了女青年刘茜，被判死刑。黄克功案件在当时十分典型、影响很大。
黄克功（1911年—1937年10月12日），江西南康人，少年时代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已经是身经百战的旅长。他在抗大学习后留校任职，担任抗大第六队队长。1937年10月5日因逼婚未遂，在延安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事件发生后，边区群众反应强烈，要求严惩。也有不少同志认为黄克功曾立过功，年纪还轻，应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鉴于案情重大，群众看法又不一致，确有典型的法律教育意义，边区政府及高等法院根据中央的指示，于10月11日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了数千人的大会，进行公开审判。宣布开庭后，起诉人与证人先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事件的全部情节，随后，各单位代表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分析要求以及结论性的群众意见。
当法官让他发表个人申诉时，他只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并作了扼要的检讨。他唯一的申诉就是一句话：“他破坏婚约是侮辱革命军人。”审判长特意问他：“在哪些战斗中受过伤、挂过彩？”人们从他敞开的衬衣里，看到他从臂部到腿部伤疤连着伤疤，犹如打结的老树皮。他历数了许多战斗的地名。最后，他用真诚的目光望着审判长，请求让他讲述最后一个愿望：“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如果允许，给我一挺机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如果不合刑律，那就算了。”
枪决前，还宣读了毛泽东写给雷经天的信。雷经天是五四时期南宁学生运动的领袖，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毛泽东在信中肯定了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下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
三是坚持监督从严。延安时期，我们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途径，实践了以人民为主的监督形式，形成由党内监督、党外监督、参议会监督和群众监督等组成的监督体系。
关于如何跳出历史的周期律，1945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窑洞对”。1941年，黄炎培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治同盟，一度任主席。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空前活跃。中共中央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推进民主政治，将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在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中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褚辅成、冷遹 、左舜生、傅斯年、张伯钧5位国民参议员从重庆飞抵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共商国是，开展了5天考察活动。期间，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家中作客，在窑洞长谈了一个下午，探讨了如何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从此，延安“窑洞对”广为流传。
谈话中，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考察了几天之后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之所以胸有成竹，就是因为他很早就反复思考这个历史现象。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心中，权力是人民给的。共产党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
黄炎培对毛泽东的回答表示认同：“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他还赞赏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认为：“中共朋友最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2012年12月，习总书记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提到，当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三、党的作风建设
党的七大总结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强调三大作风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后来，我们党将三大作风简要地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对古老的知行命题进行了科学的扬弃。他认为知行的关系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他还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符合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关于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汲取了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毛泽东看来，“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他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他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他提出：“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他还引用了中国古代的格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党内批评创造和谐的气氛和良好的环境，从而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毛泽东还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说明共产党人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保持思想纯洁性的必要性。
有一段时间，党的三大作风有点变味了，老百姓调侃为：“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自吹与互吹相结合。”这种有悖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损党的肌体和形象的风气必须扭转。
四、党的组织建设
民主集中制是我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毛泽东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要求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毛泽东认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干部的使用上，他强调要实行“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并赋予“贤”以新的时代内涵。共产党人讲的“贤”，已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领，而是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思想内涵，是德与才，红与专的辩证统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
五、确立“党指挥枪”原则
（一）“三湾改编”，要求支部建在连上。1927年 9月29日，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仔细清点人数，尚剩700多人。不过，这700多人，倒是经过大浪淘沙之后的精兵，也成了毛泽东毕生事业的最初基础，成了燎原之火最初的火星。这些人中的骨干有：何挺颖、伍中豪、何长工、罗荣桓、宛希先、张子清等。
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制定了一项重要原则，即“党指挥枪”，把军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在每一个连队，设立中共党支部，设党代表。当时10个连队的党代表，有7人是大学生。毛泽东曾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与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当起了“革命的山大王”。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
（二）古田会议成为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福建省古田村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是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召开的。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确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提出了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的原则方向，使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古田会议奠基的军队政治工作对军队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千千万万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挫折中愈加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铸就了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雄师。
六、延安整风：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到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大大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发动整风时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整风首要的和核心的是反对主观主义。毛泽东指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所谓学风，就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各自工作态度问题”。也就是说，打破主观主义束缚，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整风的第一个目标，也是最主要的目的。
毛泽东指出：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 他认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而“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危险”，首先，教条主义者照搬照抄马列主义的词句，容易装出马列主义面孔，吓唬工农干部和天真浪漫的青年，而使工农干部和天真浪漫的青年被其俘虏，不容易识别其真实面目。其次，中国共产党一建立就投入激烈的革命斗争，党的理论准备不足。主要表现在：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构成以工农特别是农民为主体，使其整体上的文化水准不高，由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极其复杂，处在幼年的中国没有进行这场伟大革命的成熟经验。同时，由于对共产国际绝对服从的组织原则对中国共产党员的巨大影响，因而长期弥漫全党、极大地危害中国革命，并且在当时仍大量存在的主要是教条主义的影响。再次，从克服主观主义的主要症结上看，如果克服了教条主义，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从而产生许多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优秀工作者，产生一些真正的理论家，并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到理论工作者的帮助使他们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从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反对主观主义，主要就是反对教条主义。
但延安整风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就是之前的肃托运动及后期的抢救运动，从整风变成审干，从审干变成抓特务。1943年4月1日，胡宗南派高级参谋胡公冕按事先议定的日程到延安与中共谈判。胡公冕原为中共党员，后投靠国民党，但一直同情共产党。康生认为胡公冕是来联系延安特务的，所以在他到达的前一天夜里下令大逮捕。据任弼时秘书师哲回忆，4月1日夜里逮捕超过400人。一心向往革命的青年忽然被宣布为特务，对他们的精神打击太大，自杀的，逼疯的……这就是延安的抢救运动。薄一波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中写到他见到的抢救“惨状”。
“那时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他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 ‘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看管的人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周恩来和任弼时劝告毛泽东停止抢救运动，他们认为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
抢救运动是在季米特洛夫直接干预下刹车的。1943年12月22日。毛泽东收到共产国际前主席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发来的电报，其中提到：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帮助敌人瓦解党。
当时，毛泽东自己承担了责任，脱帽鞠躬，公开向受害的党员道歉，康生则没有作自我批评，不肯为毛泽东分担责任。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康生在延安犯下的罪行才得到彻底清算。
七、毛泽东反腐倡廉的实践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和腐败行为深恶痛绝，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腐败的地主资产阶级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为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奋斗终生。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深谙政权兴亡规律，时刻警惕腐败对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的危害，毫不留情地惩治党内和革命队伍中的腐败行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反腐败的规律以及方法途径，为我们党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
反腐倡廉，是毛泽东抓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年，在中央苏区时发生了几个案件：
谢步升案：谢步升参加过工农武装暴动，任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卖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还诱逼奸淫妇女。毛泽东知道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审理，判处谢步升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
左祥云案：贪污工程款246.7元，判死刑，执行枪决（当时一个战士一天的伙食费只有3分钱，按一年365天计算，一年的伙食费是10.95元。他贪污的钱相当于一个战士23年的伙食费）。
在西柏坡纪念馆内，有这样一块展板，上面写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作出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据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杨尚昆回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场最初悬挂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朱德的画像。1949年3月5日那天，毛泽东一进会场便提出批评：“开会不要挂我们的画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于是，第二天就只挂了四位国际伟人的像。可大家议论纷纷，说法不一，又将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挂在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就这样，毛泽东提出了“六不”规矩，要求“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些规矩虽然没有写进会议决议，但经毛泽东和党中央大力提倡和坚持，已经成为共产党人日常的行为准则。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并告诫全党，要做到“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时，面对即将到来的全面执政，毛泽东风趣幽默而又郑重严肃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他说：“我们绝不当李自成”。他曾经斩钉截铁地说：“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他对腐败问题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腐败分子，毫不留情，严惩不贷。1951年年底至1952年10月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是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激浊扬清、自我清理、自我革命的一大创造。“三反”，主要是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展开的。是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到会的有21800人。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三反”运动中查出的一起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贪污盗窃国家资产的案件。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对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对我们党执政初期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说：“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该有丝毫的留恋和同情。”有人为他们求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当然，任何历史人物都会有其历史局限性，毛泽东也不例外。实践表明，毛泽东在其反腐倡廉思想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例如，对腐败过于强调阶级的原因，而对经济的、体制的原因注意不够。反腐败依靠群众是对的，但运用“大民主”和“群众运动”，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产生了许多负面效果。这些教训值得后人牢牢记取。但是，即便是对这些不足和缺陷，也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
八、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的表率
我们党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不仅功勋卓著，而且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格，率先垂范。例如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因而赢得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尊重。毛泽东对自己也立下不少规矩。他曾说自己的“亲情规矩”有三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
现仅举毛主席对儿子毛岸英和女儿李讷严格要求的例子。
（一）毛泽东与毛岸英
毛岸英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长子。1946年1月，留苏9年的毛岸英满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了祖国，回到了父亲身边。这是他和父亲分别19年后的第一次见面。父子久别重逢，都非常高兴。在延安，毛岸英学习用功，积极肯干，进步很快。岸英的一切，毛泽东都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要把儿子培养成了解中国国情、深知人民疾苦、吃苦耐劳、意志坚强的人。
1949的一天，父子俩坐在王家坪院子里的槐树下交谈。毛泽东说：“你在苏联长大，对国内生活不熟悉。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再上一上中国的劳动大学吧！”
毛岸英与刘思齐恋爱之后，毛主席很高兴，尽管毛岸英已经26岁，但是因刘思齐不到18岁，毛主席认为按照解放区的法律，要等一等。不能因为是毛泽东的儿子而有半点特殊。1949年9月，刘思齐到了法定的年龄，他俩征得刘思齐的母亲张文秋的同意，婚期初步定下来之后，毛岸英来到父亲那里。这次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我同意，你们准备怎么办婚事呀？”
毛岸英说：“我们商量了，越简单越好。我们都有随身的衣服，也有现成的被褥，不用花钱买东西。”“这是喜事。还是应该艰苦朴素。你们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呀，我请你们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你跟思齐妈妈说说，现在是供给制，她也不要花钱买东西了。她想请谁来都可以，来吃顿饭。”毛岸英和刘思齐经过商量，写了一个准备邀请的名单，有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谢觉哉、陈瑾昆等。毛泽东看了名单说：“你们只请邓妈妈不行，请了邓妈妈，还应该请恩来；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富春；请了康妈妈，还应该请总司令；请了谢老，还应该请王定国；请了陈瑾昆，还应该请梁淑华。还有少奇和光美同志也要请；弼时同志有病，住在玉泉山，就不要麻烦他了。婚事简办，我完全赞同，就是要改一下旧习嘛。”
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刘思齐的婚礼在中南海举行。这天，毛岸英穿的是在外宾场合当翻译的工作服，刘思齐穿的上衣是灯芯绒布的，裤子是半新的，只有方口布鞋是新买的。晚上七八点钟，宾客们陆续赶到并带来了小小的纪念品。大家欢聚在一起，非常高兴，都夸岸英和思齐是一对好夫妻，说毛泽东找了个好儿媳妇。毛泽东举杯走到刘思齐的妈妈张文秋面前，对她说：“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为岸英和思齐的幸福，为你的健康干杯。”张文秋说：“谢谢主席在百忙之中为孩子们的婚事操心。思齐年幼不大懂事，希望主席多多批评指教。”席间，毛泽东一边把湖南风味的腊肉、腊鱼、辣椒往徐特立、谢觉哉两位湖南老乡的碗里夹，一边说：“孩子的婚事没有要我操心，也没买这买那。吃了饭，请你们到他们的新屋去看看。”婚礼结束后，毛岸英和刘思齐临行时，毛泽东拿出随身带来的一件黑色大衣，这是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穿的。他风趣地笑着说：“我没什么贵重礼品送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大家来到新房。那是机关宿舍的一个普通房间，门上贴着大红喜字，房里有一张大板床，床上只有两床被子，其中一床被子还是刘思齐作为嫁妆带过来的。其余的是一些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共和国领袖就这样操办了长子的婚事，令后人钦佩。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10月初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畔。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岸英给彭德怀打了报告，请求赴朝参战。彭德怀不表态，毛岸英便去找父亲。毛泽东表态支持：“好啊！你去朝鲜，可以在战火中经受考验嘛。”毛泽东决定儿子出国参战。其他一些同志都曾劝阻毛泽东，说岸英在单位负有重要责任，离不开，不要去参战了。毛泽东讲了应该去的道理，说了一句给人留下很深印象的话：“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11月25日，第二次战役的第一天，毛岸英被美军飞机投掷的凝固汽油弹烧死，年仅28岁。他是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献身的第六位亲人（另五位亲人是：杨开慧，毛泽东妻子，拒绝与毛泽东脱离关系，被刽子手从背后枪杀；毛泽民，毛泽东大弟，被敌人闷棍打晕，然后勒死；毛泽覃，毛泽东二弟，被叛徒出卖，为掩护战友突围战斗到最后；毛泽建，毛泽东堂妹，从容不迫走向刑场，牺牲在衡山；毛楚雄，毛泽覃的儿子，毛泽东的侄子，被敌人五花大绑带到偏僻的城隍庙背后活埋）。
对于毛岸英的牺牲，周恩来向毛泽东瞒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向刘思齐瞒了两年。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决定让儿子永远留在朝鲜。当刘思齐请求将岸英的遗体运回国时，毛泽东摇摇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有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这就是一代伟人的胸怀！后来，毛泽东称刘思齐为“我的大女儿”，为了能让刘思齐走出悲痛，毛主席还让她去苏联留学，后来又劝她再婚。毛岸英牺牲12年后，刘思齐嫁给了空军学院教员杨茂之。婚后，生下四个孩子。
刘思齐虽然改嫁了，但是她依然多次去朝鲜给毛岸英扫墓，在她心中，毛岸英是她心里永远的痛和骄傲。2022年1月7日，92岁的刘思齐在北京逝世。
杨茂之曾任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副师级教员。他不仅德才兼备，而且通情达理，他非常理解刘思齐对毛岸英的感情，他把自己的长子取名杨小英来纪念毛岸英烈士，足见他对毛岸英烈士的尊重和他的博大胸怀。
（二）毛泽东与李讷
李讷是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1959年，李讷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毛泽东严格要求着女儿。向她交代了几个不允许：“不许向大家透露你是毛泽东女儿的身份；不许坐中南海的车；不许透露自己的家庭住址。李讷严格按父亲的要求办事，吃穿在学校，和同学一样睡上下铺，一样认真听课，一样下乡参加劳动，一样挤公共汽车。
北京大学在北京西郊，离中南海几十里，天黑才能回家。卫士长李银桥怕不安全，便瞒着毛泽东，派卫士尹荆山去接。尹荆山让汽车停在校外僻静处，进校找到李讷，再把她带上车，这样不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可这事还是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尹荆山，说“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回自己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能回家？”尹荆山说：“别人的孩子敌特不感兴趣，你的孩子敌特就感兴趣。”毛泽东不以为然：“感兴趣又怎样？过去不是感兴趣吗？中国革命照样胜利。”随后，毛泽东把手一挥：“不许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自己骑车或搭车回来。”
李讷在早些年回忆当年大学生活的一段视频中说：“那时家里一个月就给我26元钱。别人向我借10元，我还勉勉强强地过。再向我借10元，我连饭费都交不上了。有同学后来说：‘我当年管你借钱还以为你多有钱呢？原来你也挺困难的’。有的同学看到她写的回忆录后说：‘你父亲对你要求你那么严，你觉得幸福吗？甚至有人说，你恨他吗？’我说：你们怎么能这么提出问题呢？”
李讷认为，作为主席的毛泽东给予她最大的财富是精神上的财富。这个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财富是最最宝贵的。李讷说：“他看得长远。他爱得长远，那是真正的父爱。”
伟人精神永存，伟人风范永存！习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大会上给予毛泽东崇高而精辟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王元慎总结道，毛泽东在其作为党的领袖的数十年当中，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等各方面提出了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对党的建设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当然，时代是发展的、进步的，马克思主义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自己的理论。一代伟人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47年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世界也经历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我们经历了45年的改革开放，继毛泽东思想之后，我们党又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相继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科学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不断引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崇高目标迈进。